陈冲访谈感动人心，访谈节目《陈鲁豫慢谈》再现经典瞬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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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一期的《陈鲁豫慢谈》节目，让编辑部对陈冲的演讲技巧深表敬佩。镜头里，她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色长裙，短发整理得利落有型。她不常与面前的鲁豫对视，双眼低垂着，专注于自己脑海中的画面，娓娓道来那些从前的故事，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陈冲曾无数次想过放弃演员这个职业，格外在电影《小花》上映后，一夜成名让陈冲感到庞大的不适。
然而，表演像是她的某种宿命，在《猫鱼》里，她写道：“我想过改行，也在学校选择了一些其他范畴的课程……但是只要新的拍片机会一出现——不管多小的角色，我就抛下它们，飞蛾扑火般扑向电影。” 八十年代，陈冲只身闯入美国影坛。在那个华人演员几乎无法立足的异国名利场，陈冲同样举步维艰，徒劳与失败如影随形。但在一个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产业里，陈冲足够努力，也足够倔强。
于是后来，有了我们所熟知的《末代皇帝》《双峰》《意》，直到去年上映的《蒙特利尔，我的美人》中，陈冲仍以自己精彩的表演为银幕前的观众带来惊喜。而银幕外，陈冲的创作热情不断不断地燃烧着。《天浴》《纽约的秋天》《英格力士》《世间有她》，她手执导筒创作出许多出色的作品；在摆满零嘴的书桌前，她写下首部自传体散文集《猫鱼》，人们说她是“中国演员中的文字天花板“、一个“被演戏耽误的作家”。
但回望过往的人生，陈冲却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比幸运的人，”命运给了我一条光明大道“。和所有人一样，年轻时的陈冲挥霍过大把光阴，错失过绝好的工作机会，经历过失败的爱情与婚姻，犯过无数多的错误——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弄得头破血流”。正因此，她始终认定，自己是被命运和时代眷顾的人，冥冥之中，她走上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，而那些错误则变成了她关键的财富。
眼下镜头前的陈冲美得大气、自信、舒展，但镜头背后，她用漫长的时间训练自己不去在意外界的声音；生活的熔炉将她锻造得刚强、顽固，她没有变成自己想象中的可爱女人，不过，我们仍能在她细腻的文字和偶尔迸发出的爽朗笑声中，触摸到这副久经磨练的坚毅身躯之下一颗天真、柔软的心。下文摘自《猫鱼》 ，陈冲 著 “我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一点心” 有一天汤姆和我走在橙红色的金门桥上，水面的白雾弥漫过来，半座桥在眼前消失，周边的人也模糊起来，我们好像被裹在一张奇妙的帐子里，他低下头，我仰起头，嘴唇触到了嘴唇，气息消融了气息。
不知过了多久—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——雾飘走了，阳光从云层后钻出来，一个销魂的时刻蒸发到空气里，不可复制。这些是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夏末的事情，我为了参演王颖导演的电影《点心》，从洛杉矶的伯班克机场飞到了旧金山。《点心》是一部低成本的实验性影片，拍摄随意性很强，摄制组人手也很紧，制片人被其他事纠缠，忽略了我的行程。那个年代接人都是在闸口，我拿着行李等在那里，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瘦高个的金发男生。
最后一个旅客走出闸口后，他过来问我，你这班机是从伯班克出发的吗？我说是的。他说奇怪，我的朋友应该在这班机上啊，我是来接他的。我说，接我的人也没有来。他问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应该去哪里。他说，我陪你在这里再等等，我叫汤姆，在伯克利大学建筑系念二年级。他的笑容有些腼腆。我们又等了一阵，还是没有人来接我。汤姆说，天快黑了，要不我带你去唐人街的假日酒店，你到那里再想法联系他们。
他大概觉得把一个中国人送到唐人街应该是没错的，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跟他去了停车场。我终于打通了摄制组的电话，他们说马上来酒店接我，我说要不还是中午过来吧。中午我在大堂里正要准备离开，汤姆出现了，我莫名地高兴。我说，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。他说，我们说好会来的，我把宿舍的电话给你吧，万一有什么帮得到你的，给我打电话。摄制组没有我住酒店的预算，就把我放在一位叫克里斯·李的导演助理的公寓里。
克里斯是一位同性恋，跟他的男朋友同住，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多年后，我在好莱坞再见到他时，克里斯已经是哥伦比亚三星电影集团的总裁了。我在《点心》里扮演一个从国内到美国，梦想变成摇滚明星的女孩。印象中导演没有给我剧本，只是让我按照人物的规定情境说自己心里觉得合适和想说的话。我第一次这样随意地演戏，觉得很新鲜，我把自己对电影的向往，改成了角色对摇滚乐的向往。
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在夜总会演唱的戏，我戴了金色假发，涂了黑紫色的唇膏，上台唱了一首叫《我男朋友回来了》的歌。王颖导演原本想拍一部关于几个第一代移民女儿的电影，但是拍到一半他改变了想法，把电影集中在一位移民母亲和她美国女儿的身上，她们是由一对生活中真实的母女扮演的，所以在最终的影片里我的人物线基本被剪掉了。多年后导演把没有用进电影里的胶片剪成了一部叫《点心外卖》的短片，那场夜总会里唱歌的戏终于在那里复活了。
从金门桥回来后有一天，汤姆请我到他在伯克利大学的宿舍。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，墙上贴满了海报，床上都堆满了衣服和书，换下来的脏衣服堆在地上。我看见汤姆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像现代艺术装置的东西，他说这是学校的作业，用金属、木材和米纸做一只壁灯，边上的笔记本上画了几张我的脸，好像是上课的时候开小差画的。他的同屋看见有女孩子来，给了他一个鬼脸默契地离开了，汤姆变得窘迫，跟我说，我没那个意思。
其实我也毫无那个意思。失恋的伤心像涨潮落潮，平缓一阵后，又因为一个醒来就遗忘了的梦，或者一对车窗外闪过的恋人，让我再次被抑郁淹没。汤姆跟我坐在堆得满满的床上，靠着墙无足轻重地闲聊，然后他说，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？我说你还真会找人，我谁也不认识，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。他说，我早泄，无法跟喜欢的女孩子做爱。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到过，不过能猜出来他有难言之隐。
我说这样正好，我不喜欢性。他有些惊讶地问，你想跟我说说这事吗？我说，会有糟糕的联想，会伤心，会觉得肮脏。他说，这么棘手？我说没什么，我在“反弹”中。我说的英语rebounding有失恋后还未恢复的意思。说完了我俩都如释重负，不用猜测或者误解，我们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。偶尔，我们亲吻，完后气喘吁吁地讨论柏拉图式的爱到底怎样定义。
他去学校图书馆里翻查了半天，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，我们就决定横膈膜以上的接触都属于“柏拉图式”。有一天，忘了汤姆从哪个哲学教授还是哪本书上得到了答案，他说，分水岭在身体的怀孕和灵魂的怀孕之间。身体的怀孕产生人类的孩子，而柏拉图式灵魂的怀孕产生的是人类美德——灵魂的物质形态。我喜欢这个概念——灵魂的怀孕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感到某种美好的孕育，某种期望。
电影拍完了。汤姆送我到旧金山机场的时候已经能熟练换挡了，我们在闸口久久拥抱，互相在耳畔道别，我们将通信，等教授把壁灯还给他的时候，他将给我送来。《点心》 ——我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一点心，那时还不知道多年后它将变成我整个心的港湾，我的家。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职业 回到洛杉矶后，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徒劳的拼搏。《龙年》里Tracy的角色，是我第一次在好莱坞剧本里看到的东方女主角。
这个人物是一位娴熟时尚的电视台主播，从仪态到英语水准都跟我距离很大。但是我拒绝接受摆在我面前的事实，执着得像一头戴了眼罩的驴，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习播音员的发音和语气上。我在餐馆打工每小时挣五美元，而台词老师每小时收一百美元，每堂课两个小时。《龙年》的导演迈克尔·西米诺和选角导演琼安娜·摩尔琳，在全世界各地物色Tracy。
在一轮一轮的筛选过程中，我去面试了无数次，每次去，他俩会听到我的英语比上一次进步了，仪态也离角色更近了。琼安娜对我十分欣赏，她把电影《唐人街》里费·唐纳薇最经典的场次打印出来，跟我排练，让我有机会表达复杂和微妙的感情，把导演的注意力从我不完美的英语转移到我的眼睛和我的感染力上。但是最终，我在“美音速成班”学的只是一种依葫芦画瓢的模仿，无法改变我的本质，琼安娜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。
我遇到过无数选角导演，琼安娜是唯一一个如此在我身上花费心思和精力的。非亲非故，只为欣赏，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贵人吧，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将变成我的贵人。迈克尔·西米诺请男主角米基·洛克跟最后三位扮演Tracy的候选人在摄影机前试戏，每人演三个场次。演到最后一场吻戏的时候，洛克抱着我的头咬住我的嘴唇不放，我强忍住眼泪坚持下来。
在我匆忙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听到身后他跟导演的笑声。第二天门铃响，海德先生在楼下叫，Joan，你有秘密的仰慕者！我下楼看到一捧庞大的鲜花，卡片上写着：真遗憾我这次不能跟你合作，迈克尔·西米诺。我在不遗余力的付出之后一无所得。我想起那些没有太用力就得到的角色，比方有一次我面试一个移民女孩的角色，人物有一句这样的台词：你是个那么棒的厨师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
我一不小心把厨师chef说成了thief（小偷），我说，你是个那么棒的小偷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屋里的几个人都笑了，但是他们把那个角色给了我。这是一个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职业，它时而让我狂喜，时而让我绝望，一切似乎都很偶然，跟我努力与否没有关系。我想过改行，也在学校选择了一些其他范畴的课程，期望被生理学、人类学或者天文学所吸引、征服。
它们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课题，但是只要新的拍片机会一出现——不管多小的角色，我就抛下它们，飞蛾扑火般扑向电影。一天，忘了是为哪部电影到派拉蒙去面试，选角导演打量了我一眼，问，你是夏威夷本土人种吗？我说不是，我履历上写了中国人。那位导演说，真对不起，我的失误。就这样，面试结束了。我失望地走回地下停车场，感觉身边有一辆林肯轿车慢慢吞吞地跟着我。
我疾步走向我的车，那辆车始终跟在我的侧面，我转头看到车窗被摇下来，一位瘦老头探出脑袋问我，你知道拉娜·特纳是在一个冰淇淋店被注意到的吗？我当时不知道拉娜·特纳是谁，以为他在跟我调情，没搭理他。他伸出手上的名片，说，让你的经纪人下午来找我。我手握名片，上面写着迪诺·德·劳伦提斯的名字，他是昔日欧美影坛的璀璨明星，同时也是《龙年》电影的总策划。
在为《龙年》进行试镜的半年间，我未曾与他谋面，却因一次偶然的相遇，在停车场里与他邂逅，从而意外地获得了《大班》中女主角美美的角色。《大班》的导演请了一位台词老师，来教我讲戏中美美的“白鸽英语”——夹杂广东音的蹩脚英语，而他正是我不久前请来教我纯正美音的老师。不可思议的是好事成双，我竟然在得到《大班》的同时得到了《龙威小子》的女主角，但是因为两部影片是同时期拍摄，我必须放弃一部。
好莱坞有个说法，“不是饿死，就是撑死”，意思是好久没戏拍，突然有戏了，又几部挤到一起。饿了好久，天上好不容易掉下来两块奶油蛋糕，你还得扔掉一块，并且很难知道该扔哪一块留哪一块。我选择了演《大班》里的美美，原因很简单，美美是中国人，电影将在中国拍摄。这个决定在日后印证是错误的，《大班》没有变成我想象和期待的电影，也给我在国内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
其实，《大班》只是我许多“错误”选择中的一个，我还曾经要求大卫·林奇把我的人物从《双峰》中杀死，放我去演一部叫《龟滩沥血》的电影。《双峰》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电视剧，它为电视剧叙事方法开辟了新的道路，是当今连续剧的鼻祖，而《龟滩沥血》结束后是一部毫无灵性的作品。那个阶段，我迷恋上了阅读，没日没夜、饥不择食地读书。骚动和困惑时，唯有书本能给予我安宁和慰藉。
记得我第一次读赫尔曼·黑塞的小说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》时，受到很大的震撼，在那之前我没有想到过，一个人可以通过“纵欲”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。书中的纳尔齐斯是一位在天主教寺院教书的老师——禁欲的僧人； 歌尔德蒙追求的则是感官的狂喜，美的体验给予了他艺术的灵感和激情，最终他拜师学艺成了一个雕塑家，感官世界的光辉和脆弱在创作中得以升华。
这两位友人跟随截然不同的道路，探索到生命的作用，走向涅槃。黑塞一贯的流浪者寻找自我的主题引起我强烈的共鸣，也让我在冥冥之中懂得了，所有走过的歧途、冤枉路都是命运的召唤。我写信告诉汤姆我跟N结婚了，接到信他很惊讶，在电话里说，我从来没有听你提到过他，你爱他吗？我说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没有实力爱，但是我用《大班》的合约向银行贷款，跟N在北好莱坞买了一栋小房子，后院有个椭圆形的游泳池。
汤姆说，你“反弹”得有点厉害啊。“你要喝点茶吗，海默先生？” 一部新的电影出现在地平线上，它像上苍派遣下凡的天使，在我即将窒息的时候，打开一扇窗户。为《龙年》选角的导演琼安娜·摩尔琳给我来了一个电话，她兴奋地说，我终于为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角色！贝纳尔多·贝托鲁奇要去中国拍《末代皇帝》，其中皇后婉容的角色与你天衣无缝，贝纳尔多撒下了天罗地网找他的皇后，我告诉他不用找了，他明天到洛杉矶，你去见见他吧。
就这样，我原以为在《龙年》枉费了的努力，为我带来了《末代皇帝》。耕耘终究会有收获，尽管不是在我期待的季节。多年后我在旧金山安家落户，又跟汤姆去苏特罗海水浴场散步，说起我们在洛杉矶发生的事，他说那天简直像个噩梦，他无法理解，我当时怎么会觉得，那就是我应得的人生。我说，也不都是你看见的那样。记得N和我常去圣塔莫妮卡海滩，蔚蓝的天空和海洋连成一片，白色的浪花拍打着金色的沙滩，像宇宙的心脏在无休无止地跳动，让我想到“永恒”这样美好的词汇。
我穿着比基尼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，他光着膀子坐在我的身边弹吉他唱歌，太阳在暖洋洋慢悠悠的歌声里落进太平洋，余晖把海水染成红色，海风渐凉，身下的沙子却还是热的……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日子。四年的婚姻生活结束了。我终于失去了他。好多次我们试着分居，过不了多久就又住到一起去了，最后他决定搬去旧金山。由于告别的次数太多了，总觉得不久又会团圆，似乎告别只是为了重聚，我一时没有觉得此次告别的棘手性。
把最后几件行李装进他的吉普车后，他叮嘱我别忘了交演员工会的会费，已经晚了一个月。他的口吻很随便，我却突然不安起来。这四年来我没有交过会费或任何其他的费用，他把我像孩子一样保护起来，生活上的杂事都一手包办了。关上车门，发动引擎后，他摇下车窗，深深地望了我一眼，充满担忧。我呆呆地、固执地看着他，像一个傻孩子一般。我们没有说再见，也没有互相祝福。
当他的车消失在拥挤的街道上之后，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告别了，一股强烈的孤独和失落袭上心头。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期望与拟。生活似乎中断了。我独自驾车到离洛杉矶一百多英里的小镇瓯海，一路上眼泪流得像无尽的泉水。上帝将我所失去的变成泪水又还给了我。开到时已是深夜，一只瘦瘦的月亮孤零零悬挂在半空，月亮下是野山乌黑的剪影。
我找到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客店，住了进去。客厅里摆设简单，生着火，使人感到温暖、安全。我打开书包，取出汤姆送给我的《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》，坐在炉火边一口气念完。这些年我忙忙碌碌，很少有时间这样看看自己心里的地图，在心里的世界旅行一下，去反省独处的作用与美。临睡前，我想起母亲，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担心。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，我怎样向她哭喊，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忍让她听见我的呻吟。
父母年纪大了，做儿女的应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，生活上的安全感。我却仍然自顾不暇，活得颠三倒四，心里深感内疚。我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发誓：明天是新的一天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早上醒来，我注意到自己在一间充满阳光的苹果绿的小睡房里。窗外的远山衬着万里晴空，不远处一条小河在低声轻唱。我为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而庆幸，为自己能在这苹果绿的房里醒来而庆幸。
瓯海给我的心带来了宁静和期望。现在瓯海已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去那里静静住上两天是我能给自己最好的优待。如果有人问有什么养身之道，那么瓯海的山、湖、橘树和苹果绿的小睡房是我的回答。事业上的进展使我变成一个忙碌的人，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，很不可爱。我脑子里可爱的女人是贤惠、恬静的，也常常期望变成这样的人。但是，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
她刚强、顽固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；她爱大笑，笑得很不文雅，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、蔑视阻碍的法宝；她提起来一条，放下去一摊，伸缩性极强； 她没有变成一位贤妻良母，她失败了，但在挫败中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，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，以为值得；她屡次失望，但仍然认定秋天金色的阳光，认定耕耘之后一定会有收获。不娴雅，不可爱也就罢了。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，到在美国餐馆打工；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领奖台，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一言难尽。
有一次在餐馆收钱，一对衣冠楚楚的中年夫妇给我一张五十美金的钞票，却硬说是一张一百的，我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于是坚持己见。他们大吵大闹起来，餐馆老板只好让我按一百块给他们找钱，并教育我说，千万不能将顾客给的钱先放进抽屉里，必须要把找的钱先拿出来，再放他们付的钱。夜里结完账，少了五十块，我赔。五十块钱是我十个小时的工钱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毕竟是身外之物。
我咽不下的是谎言战胜了真理这口气。电视台招小配角，我涂上口红，放下骄傲前去应征。被左看右看之后，得到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——台湾小姐，在台上走一走，高跟鞋，红旗袍。那之后，我得到一个电视台的小角色，有一句台词：“Do you want to have some tea, Mr. Hammer？（你要喝点茶吗，海默先生？）”我将终生不忘这句毫无作用的话——我的第一句英语台词。
今天，我的机会多了，生活好了，我也被承认和接受。有时候，我可以飞去跟英国王子喝下午茶，和法国总理进晚餐。但我期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，脚踏实地地生活。封面来源视频播客节目《陈鲁豫慢谈》 微信｜小红书｜微博｜豆瓣｜B站 搜索「理想国imaginist」订阅关注 抖音「理想国图书」｜ 小宇宙「naive理想国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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